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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和忍耐了两年之后，尽管我横下了心不再写了，但还是拿起笔来。读者们，请先别忙评判迫使我这么做的种种理由，读完之后再下断语不迟。
大家都看到了，我平静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一种平稳的、比较温馨的生活中流逝的，既无大的波折也无大的辉煌。这种平平庸庸大部分是我那炽热但软弱的天性使然，使我难以振作而极易颓丧。这种天性使我只有在受到震撼时才会走出休闲，却因慵倦与兴趣所致，复又回到休闲之中，它总是使我远离大的美德，更远离大的恶行，而把我带回到我天生感到喜爱的那种闲散而平静的生活中去，从不让我有任何大的作为，不管是在好的方面还是在坏的方面。
我马上要展示的是一幅多么不同的情景啊！三十年间有利于我的习性的命运，在后三十年中，却与之相悖，而且，从我的处境和爱好的这种不断的对立之中，人们将会看到，一些巨大的错误、一些闻所未闻的不幸以及除了坚强而外，能使逆境变得荣耀的所有的道德产生了。
本书的上卷是凭记忆写成的，里面一定有很多错误。由于不得不也凭着记忆来写下卷，可能里面的错误会更多。对我平静无邪地度过的美好年月的温馨回忆给我留下了万千纯美的印象，所以我总爱不断地去回味。大家很快就会看到，这与我对后半生的回忆是多么不同。每忆及此，总要重尝其苦涩。我不想用这些痛苦的回忆去加重自己处境的艰辛，所以总是尽可能地避而不提，我做得很成功，以至于必要之时竟然想不起来。这种对苦难的健忘是上苍对我后来命运多舛时赋予我的一种慰藉。我的记忆专门让我回忆愉快往事，这成了我预见前途凶险的惊惧的想象力的一种有益的抗衡。
我为了弥补记忆力的不足，并为写书时有所依据而收集的所有资料，已经落入他人之手，再也收不回来了。我只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忠实向导，那就是标志着我生命延续的感情之链，而且通过这些感情，也成为说明其因果关系的事件之链。我很容易忘掉自己的不幸，但是，我不会忘记自己的过错，更不会忘记自己美好的感情。对我来说，对过错和美好感情的回忆太宝贵了，所以永远不会从我心中抹去。我可能在事实上有所疏漏，可能张冠李戴，日期上也可能出错，但对自己所感受到的，对感情促使自己做的，是不会弄错的，而这正是关键之所在。我忏悔的本意就是让人了解我一生中处于各种境况下的内心世界。这是我所许诺的心路历程，为了忠实地写出来，我无须其他回忆，只需像我到目前为止所做的那样，把心掏出来就是了。
然而，非常幸运，我在一本信件抄本中保留着六七年时间的可靠资料，信的原件在佩鲁先生的手里。此信件抄本终止于一七六○年，包括我蛰居退隐庐、跟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闹得不可开交的整个那段时间：这是我一生之中难以忘记、我所有一切其他不幸的根源的时期。至于我所能留存的、数量有限的那些更近一个时期的原始信件，我没有把它们抄录在那本抄件后面，因为量太大，无法逃过我的那些阿尔古斯（）①的警觉，我将在我觉得它们能够澄清点什么的时候，不管是对我有利还是不利，把它们录于本书的后面，因为我并不担心读者会忘记了我是在写忏悔录，而以为我是在写辩护词，但是，读者也不应该在真理为我说话的时候认为我会不道破真相。
总而言之，下卷与上卷就其真实性而言是相同的，除了所述之事重要而外，也并不优于上卷，而且，在各个方面几乎还比上卷逊色。我是在伍顿或特利城堡，兴味盎然、踌躇满志地写的上卷，我所要回忆的所有往事都是一件件新的快事。我不断地怀着新的喜悦去回味它们，可以毫不犯难地修来改去，直到满意为止。今天，我记忆力减退，脑子也不行了，几乎无法干任何事情。我只是勉为其难、心怀痛楚地在写这个下卷。它展示于我的只是不幸、背叛、负义，只是一些悲痛欲绝、撕心裂肺的往事。我真想能把我要说的全都永远埋葬起来，可我又不得不说出来，所以只好藏藏掖掖，耍弄花招，尽量地改头换面，卑劣地去干生来就不会干的事情。我头上的楼板有眼睛，我四周的墙壁有耳朵，我被心怀叵测、警觉有加的奸细和探子包围着，惴惴不安、心魂不定地在纸上匆匆写上几个不连贯的词句，几乎都来不及细看，更甭说是修改了。我知道，尽管他们在我周围设置巨大的障碍，但他们始终害怕真相从缝隙中漏出去。我如何才能使真相露出端倪呢？我尝试着，但并不抱什么成功的希望。大家可想而知，这样还怎么能写出动人的场面，并使之富有引人入胜的色彩呢？因此，我提醒想要读这本书的人，读的时候，不敢保证不使他们感到厌烦，除非他们想彻底了解一个人，并且真诚地热爱正义和真理。
上卷末尾，我不无遗憾地去了巴黎，把我的心留在了沙尔麦特，在那里筑起了我最后的一座空中楼阁，打算有朝一日，待妈妈回心转意，把我可能积攒的钱财带回到她的面前，因为我认为我的记谱方法是我的一种可靠财富。
我在里昂停留过一段时间，看看熟人，弄几封去巴黎的推荐信，卖掉我随身携带的几何书。大家都挺欢迎我。马布利夫妇见了我很高兴，请我吃了好几顿饭。我在他们家结识了马布利神甫，正如我先前在他们家结识了孔狄亚克神甫一样。他俩都是前来探望自己的兄弟的。马布利神甫给了我几封去巴黎的推荐信，其中有一封是给丰特奈尔先生的，还有一封是给凯吕斯伯爵的。这两人后来与我十分投机，特别是丰特奈尔，直到死前，一直对我情深意笃，而且在我俩促膝谈心时，他给我提过一些忠告，可惜我没很好听从。
我又见到了博尔德先生。我同他早就认识了，他常常慷慨侠义、真心实意地帮助我。这次相见，我觉得他依然如故。是他帮我把书卖掉的，而且还亲自或托人为我写了几封挺有用的去巴黎的推荐信。
我又见到了地方长官先生。我是因博尔德先生才与他相识的，而通过他，我又结识了黎塞留公爵（）①先生。后者当时正路过里昂，帕吕先生把我介绍给了他。黎塞留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让我去巴黎看他。我后来去看过他多次，但结识这么高的权贵对我从未有过任何益处。我下面将要经常谈到他的。
我又见到了音乐家达维，他在我以前的一次旅途受困之中帮过我的忙。他曾借给我或者送给我一顶软帽和几双袜子，我一直未还，他也从未向我要过，尽管我俩后来经常见面。不过，我后来送了他一件差不多等值的礼物。如果在这里谈的是我应该做的事的话，我会把自己说得比这更好一些的，但说的是我所做的事情，很遗憾，这是两码事。
我又见到了高尚侠义的佩里松，而且，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他那惯常的高尚品德，因为这一次他给了我他上一次给予和蔼的贝尔纳（）①同样的礼物：替我付了长途车钱。我又见到了外科大夫巴里索，他是世上最好、最仗义的人。我还见到了他那位亲爱的戈德弗鲁瓦，十年来，他一直供养着她，其全部长处几乎只是性格温柔、心地善良，但与她接触之人无不对她感到同情，离开她时又都心有不忍，因为她已到了痨病晚期，不久便因不愈辞世。没有什么比其所爱之人的属性更能反映一个人的真正性格了。当大家见到温柔的戈德弗鲁瓦时，便了解了巴里索的善良为人了。
我对所有这些善良的人都心怀感激。后来，我同他们都疏远了，当然不是因为忘恩负义，而是由于常常使我看上去像是薄情无义的那种难以克服的懒惰。他们的帮助我从未忘怀，但对我来说，用行动来报答他们并不困难，而老是用言辞向他们表示感激却属不易，因为按时写信始终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而一旦开始懒于动笔，羞愧和尴尬就更加不知如何弥补自己的过失，于是，我干脆不再写信了。因此，我便音讯全无，似乎已把他们给忘掉了。巴里索和佩里松甚至毫不介意，我觉得他们对我仍一如既往，但博尔德先生则不然，二十年后，大家将会看到，一个自命不凡的人自以为遭人冷落时，其自尊心会激起他多大的报复心理。
在离开里昂之前，我不会忘记一个可爱的人儿。我怀着格外高兴的心情又看见了她，在我心中留下了十分温馨的回忆。她就是塞尔小姐，我在上卷中谈到过她，我在马布利先生家里时，又与她再次相逢。这次旅行，我比较空闲，见她的次数更多，心里对她有了强烈的感情。我有理由相信，她的心也向着我，但她对我十分信赖，所以我未敢造次。她一无所有，我也无片瓦毫银。我俩境况十分相似，所以无法结合，而且我另有想法，压根儿没有考虑结婚的事。她告诉我说，有一个名叫热内夫的年轻商贾好像想与她喜结良缘。我在她家见过那人一两次。我觉得他像个正直的人，大家也都这么认为。我深信她同他在一起会幸福的，所以我希望他娶她。后来他真的娶了她。为了不打扰他俩纯洁的爱情，我赶紧动身了，并祝愿这位可爱的人儿幸福快乐。可惜，我的祝愿在这尘世上只实现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我后来获悉她婚后两三年便死了。我一路之上一直对她魂牵梦绕，我当时感觉到，而且后来每每回忆起来仍常感到，人们为义务和道德作出牺牲是很不容易的，但因这种种牺牲在内心深处留下的温馨回忆而得到了很好的补偿。
上一次旅行，我只看见巴黎坏的一面，而这一次我尽看到它好的一面了。不过，这并不是指我的住房条件，因为我按照博尔德先生给我的地址，住进了圣康坦旅馆，在索邦神学院附近的科尔迪埃街上。肮脏的街道，肮脏的旅馆，肮脏的房间，却住过一些杰出的人，诸如格雷塞、博尔德、马布利神甫和孔狄亚克神甫昆仲以及其他好几个人，可惜我一个也没遇上。但我在那里遇到一个名叫博纳丰的先生，是个瘸腿乡绅、诉讼人，爱附庸风雅。因为他的缘故，我结识了我现在最好的朋友罗甘先生。通过罗甘，我又结识了哲学家狄德罗。我后面将要大谈特谈狄德罗。
我于一七四一年秋天来到巴黎，随身带着的全部家当就是十五个金路易现金、喜剧本《纳尔西斯》和我的音乐计划。因此，我没多少时间可以浪费的，必须尽快地借此生财。我赶紧利用我的推荐信。一个年轻人，面孔还凑合，又貌似有点才气，来到巴黎，总是坚信受人欢迎的。我受到了欢迎，这使我感到高兴，但并没对我有多大助益。我被推荐给的所有那些人中，只有三个对我是有用的：一个是达梅桑先生，萨瓦的贵族，时任王室马厩总管，我觉得他是卡利尼安公主的宠信；另一个是博茨先生，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国王收藏室的勋章保管员；还有一个是卡斯特尔神甫，耶稣会会士，明符键琴的发明者。这几个关系，除了达梅桑先生而外，都是马布利神甫为我介绍的。
达梅桑先生急我所急，给我介绍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加斯克先生，波尔多议会议长，小提琴拉得很好；另一个是莱翁神甫，当时住在索邦神学院，是一位很可爱的年轻贵族，在上流社会以罗昂骑士的名字风光了一阵之后便英年早逝了。他俩都突发奇想，要学作曲。我教了他们几个月，缓解了一下我的囊中羞涩。莱翁神甫对我很友好，想要我当他的秘书，但他并不富有，充其量只能付给我八百法郎，我很遗憾地拒绝了，因为这点钱都不够我付店钱、饭费和日常花销的。
博茨先生待我非常之好。他喜欢做学问，而且也有学问，只是有点学究气。博茨夫人简直像他的女儿了，她靓丽可人，但矫揉造作，喜欢打扮。我有时在他们家吃饭。我在她面前简直蠢笨愚拙透了。她举止随便，令我胆怯，使我更加显得滑稽可笑。当她把菜碟递给我的时候，我便伸出叉子，怯生生地戳上一小块她送到我面前的菜，以至于她在把本要给我的菜碟递还仆人时，总要扭过头去，免得我看见她在笑。她没怎么想到，在我这个乡巴佬的脑子里，还是有点才气的。博茨先生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雷奥米尔先生，后者每周五科学院例会之日都来他家吃饭。他跟雷奥米尔先生谈起我的方案，并谈到我有意把该方案呈请科学院审核。雷奥米尔先生答应帮忙，方案被接受讨论了。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我由雷奥米尔先生领进科学院，并由他作了介绍，当天，亦即一七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我荣幸地把我为此准备好的论文宣读了。尽管这座科学殿堂确实名人荟萃，但我并没有像在博茨夫人面前那样感觉拘谨，我宣读论文和回答问题都还不错。论文获得成功，备受赞扬，我既感到欣喜，又觉得惊奇，因为我几乎想象不出，在院士们面前，一个不是院士的人竟然能与他们有着共识。委派审核的院士是梅朗先生、埃洛先生和富希先生。他们当然都是卓绝的人，但没一个懂得音乐的，顶多只是勉勉强强能审核我的方案而已。
在同这几位先生讨论的过程中，我既确实又惊奇地深信，如果说学者们有时候没有其他人的偏见多的话，那么，他们对自己已怀有的偏见却更加死抱住不放。尽管他们的大部分异议都不值一驳，站不住脚，尽管我承认我在答辩时用词不当，拘谨胆怯，但理由是不容置疑的，可我一次也未能让他们听得进去，让他们感到满意。他们连我的意思都没弄明白，便用几句响当当的话，轻易地就把我给批驳了，简直让我瞠目结舌。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挖出一个叫什么苏埃蒂神甫的，说是他早就想到过用数字来记述音阶了，因此，足以说明我的那一套只是看着新鲜，实则不然。尽管我从未听说过苏埃蒂神甫这个人，尽管他那都没考虑八度音的记录单旋圣歌的七音记谱法根本无法与我那简便的方法相提并论——因为我的创造能容易地用数字表达音乐中的任何想象，如谱号、休止符、八度音、节拍、速度、音值等苏埃蒂连想都没有想到的东西——实话实说，就七个音符的基本表达法而言，他倒确实是第一个发明者。但是，他们除了对这种最初的发明夸大其重要性而外，并未适可而止，一旦谈到记谱体系的内容时，便信口雌黄，胡言乱语。我的方法最大的长处就是废止了移调和谱号，因此，同样一个作品，不管想用什么调子，只需在曲子前头换上一个字母，便可以记录下来，并可随意移调了。这帮大人先生曾听到巴黎名不见经传的乐师说过，移调演奏的方法一文不值，他们便以此为据，把我的方法中最显著的优点大加鞭笞，并下结论说，我的记谱法适合声乐，而不适合器乐，其实，他们倒是应该说，它既适合声乐，更适合器乐。根据他们的报告，科学院给我颁发了一张证书，极尽溢美之词，实际上却可看出，他们认为我的方法既不新颖又无用处。我认为没必要用这张证书来装饰我要让公众来评判的那本名为《论现代音乐》的作品。
这件事使我不无理由认为，为了很好地研究一个问题，即使思想狭隘，但对该问题只要有专门而精深的认识的人，则远胜于对各门科学均有广博知识而对该问题却无专门研究的人。对我的方法所提出的唯一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是拉摩提出来的。我刚向他阐述，他便看出了它的不足之处。他对我说：“您的记谱法，在简单明了地确定音值、清楚地表现音程、始终以简述繁方面，都是很好的，是一般的记谱法所做不到的，但它必须要动脑子去想，而这是总也跟不上演奏速度的，这是它不好的地方。我们的音符位置，”他继续说道，“一目了然，用不着动脑子去想。如果有两个音符，一个很高，一个很低，用一连串中间音符连接起来，我一眼就能看出由此及彼的渐进过程，而要弄清您的方法中的那一连串中间音符，我就必须把您的那些数字一个一个地认明白，根本做不到一看便知。”我觉得他的意见无法反驳，当时便信服了：尽管他的意见很简单、很明显，但只有这门艺术的行家里手才能提得出来，所以任何一位院士都没想到就不足为奇了，但令人奇怪的倒是，所有这些大学者，他们知道那么多东西，可唯独不懂得隔行如隔山，各管一摊。
我经常拜访审查委员及其他一些院士，这使我能够结识巴黎文坛上的所有名人，因此，在我后来突然厕身其间的时候，便与他们成了旧相识了。而眼前，我专心致志于我的记谱法，横下一条心要通过它在这门艺术中闹一场革命，从而一举成名。而在艺术界能够成名，在巴黎则必然带来财运。我关起门来，以一种极大的热情连续干了两三个月，修改我向科学院宣读的论文，准备把它写成一本书，献给读者。困难在于要找到一个愿意接受我手稿的书商。鉴于要铸新铅字得花钱，书商们是不肯把钱抛在初出茅庐者身上的，而我却认为用自己的作品换回写作时吃掉的面包钱是完全公平合理的。
博纳丰替我联系了老基约。后者跟我签了合同，利润平分，但版税则由我一人出。那个基约书是出了，可我版税倒是白付了，一个子儿也没赚到。尽管德封丹神甫答应替我促销，而且其他记者也对这本书说了不少好话，但似乎销路平平。
试用我的记谱法的最大障碍是，人们担心如果这方法不被接受，那就算是白花费时间学了。对此，我解释说，运用我的记谱法，概念就极其清楚，即使想用通常的记谱法学习音乐，先学我的方法，也会节省时间的。为了通过实验加以证明，我免费教授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子音乐。她叫德罗琳小姐，是罗甘先生介绍我认识的。三个月工夫，她便能按照我的记谱法弹奏任何曲子了，甚至，所有不太难的曲子，她拿起来就能唱，比我唱得都好。这个成绩是惊人的，但无人知晓。换了别人，可能会在报上大吹大擂，可是我虽有点才气，能发现点有用的东西，却从来也没有天分去使之发扬光大。
我的“埃龙喷水器”就这样又一次被打碎了。可是这一次我已经三十岁了，仍流落在没钱就没法活的巴黎街头。在穷途末路之中，我所采取的决定只会使那些没有好好读过上卷的人感到惊讶。我刚刚费劲乏力地做了些无用功，需要喘口气了。我并没沮丧绝望，而是心安理得地懒散懈怠，听天由命。为了让上苍有时间进行安排，我便开始不慌不忙地吃起还剩下的几个金路易，仍旧悠闲地享乐，只是花销上有所节制，隔上一天才去一次咖啡馆，每周只看两场戏。至于寻花问柳方面的花销，我没什么可以改弦易辙的，因为我一辈子也没在这上头花过一个子儿，除了唯一的一次，这我马上就要谈到。
我连过三个月的钱都没有，可我的这种闲散而孤独的生活却过得这么安适、惬意和不慌不忙，这正是我的生活特点之一，也是我性格的一大怪癖。我极其需要别人的关照，可这偏偏使我没有勇气抛头露面；我必须登门造访，却又偏偏觉得实属无聊，以致连已经厕身其间的院士们以及其他一些文人我都不去拜望。几乎只有马里沃（）①、马布利神甫、丰特奈尔，我有时还去看看。我甚至把我的喜剧《纳尔西斯》拿去给马里沃看了。他很喜欢，而且还好心地加以润色。狄德罗比他们都年轻，差不多与我年岁相仿。他喜欢音乐，懂得音乐理论。我们常在一起谈论音乐。他也跟我谈谈他的创作计划。因此，我俩很快便关系亲密了。这种关系一直继续了十五年，要不是因为他的过错，我不幸地被扯进与他同一个行当之中，这种关系可能还要持续下去。
大家不会想到，在我不得不去乞食之前，我把所剩下的这短暂而宝贵的时间都用来干什么去了：用来背诵我学过百遍忘了百次的大段诗篇。每天早上十点光景，我兜里揣上一本维吉尔或卢梭（）②的作品，跑去卢森堡公园散步，在那里一直待到吃午饭的时间，忽而背上一段圣歌，忽而记一首田园诗，尽管背了今天的忘了昨天的，但我仍矢志不渝。我记得尼西亚斯（）①在叙拉古战败之后，被俘获的雅典人以背诵荷马史诗谋生。我为了未雨绸缪而从这博学的榜样中得到的教益就是，锻炼我的良好记忆，把所有诗人的诗都熟记在心里。
我还有一个也很可靠的办法，就是下棋。我不去看戏的那些日子的下午，总是去莫杰咖啡馆对弈。我在那儿结识了莱加尔先生、一个名叫于松的先生，还有菲里多尔以及当时所有的大棋手，可棋艺并未见长进。但我并不怀疑，我最终将胜过他们所有的人，我认为这就足可以供我生活的了。不管我迷恋什么，我对它总是怀有同样的想法。我寻思：“凡是能在某一方面拔尖的人，肯定有人会找上门来的，必定时来运转，再凭我的才气，就没什么是不可能的了。”这种天真并非我理智上的诡辩，而是我的懒惰使然。我害怕为了发奋必须尽快作出巨大努力，便想法粉饰自己的懒惰，想出一些合适的论据来掩盖自己的羞惭。
我就这样心平气和地坐吃山空。我相信，要不是我去咖啡馆时有时去看看的卡斯特尔神甫向我猛击一掌，我可能会就这么无动于衷地花光最后一个苏的。卡斯特尔挺疯癫的，但毕竟是个好人：他看见我什么也不干，就这么虚度年华，十分恼火。他对我说：“既然音乐家们，既然学者们跟您唱的不是一个调门，那您就改弦更张，去拜望女士们吧。您在这方面也许将能成功的。我跟贝赞瓦尔夫人提起过您，您去拜望她，就说是我介绍的。她心地善良，会很高兴看到她儿子和丈夫的一个同乡的。您在她家将会见到她女儿布罗格利夫人，她是位才女。还有迪潘夫人，我也同她谈起过您。您把您的作品带去给她看看，她很想见见您，会很好地接待您的。在巴黎，要想干点什么都得通过女人：她们就像是一些曲线，而聪明人则是她们的渐近线。聪明人不断地靠近她们，但永远触不到她们。”
我把这些似苦役般的拜访推了一天又一天之后，终于鼓足了勇气，去看望贝赞瓦尔夫人了。她亲切地接待了我。布罗格利夫人走进她的房间里来时，贝赞瓦尔夫人对她说道：“女儿，这就是卡斯特尔神甫跟我们提起过的卢梭先生。”布罗格利夫人对我的作品赞扬了一番，然后，把我领到她的羽管键琴前，让我看她练过我的作品了。我看了一眼她的挂钟，快一点了，便想告辞。贝赞瓦尔夫人对我说：“您住得挺远，别走了，就在这儿吃饭吧。”我也就没有推辞。一刻钟之后，我从只言片语中明白，她是让我在膳房里用餐。贝赞瓦尔夫人是一位非常好的女人，但智力褊狭，过分地拘泥于她那波兰贵族的显赫出身，不明白对有才气的人应该尊重备至。这一次，她甚至都没注意我的穿戴，而只是根据我的举止对我作出了判断，其实，我那天穿得虽很朴素，但十分清爽，根本就不像是个在膳房用餐的人。我早就不再到膳房用餐了，所以这一次也不想再去。我不动声色地对贝赞瓦尔夫人说，我突然想起一桩小事，需要赶回去，想告辞了。布罗格利夫人走到母亲身边，对着她的耳朵嘀咕了几句，产生了效果。贝赞瓦尔夫人连忙起身，挽留我说：“我想请您赏光同我们一起用餐。”我认为再拿架子就太蠢了，便留了下来。再者，布罗格利夫人的好心也打动了我，使我觉得她很动人。我同她一起用餐非常自在，并且希望她能更多地了解我，将不致因给了我这份荣幸而感到后悔。她们家的好友拉穆瓦尼翁（）①院长也在一同用餐。他同布罗格利夫人一样，讲一口巴黎上流社会的行话，尽是些花哨词语、隐讳的哑谜。在这方面，可怜的让-雅克就抖擞不起来了。可我很识相，不敢自作聪明，硬充好汉，只是一言不发。我要是总能这么乖巧就好了！也就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落入深渊了。
我对自己的笨拙，对于不能在布罗格利夫人面前证明自己无愧于她的青睐，感到很难过。饭后，我想起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我口袋里装着一首书简诗，是我在里昂逗留期间写给巴里索的。这首诗不乏热情，我朗诵时更是激情满怀，听得他们三人全都落下了眼泪。或许是因为虚荣，或许是确实如此，反正以我的理解，我觉得自己看出来布罗格利夫人在用目光对她母亲说：“怎么样，妈妈，我没说错，此人应和您而不该同女佣们一起用餐吧？”此前，我心里一直很难过，这么报复之后，我才高兴起来。布罗格利夫人把原先对我的好评夸大了一点，认为我就要轰动巴黎，就要交上好运了。为了对缺乏经验的我加以引导，她给了我一本《X伯爵忏悔录》（）②。她对我说：“这本书是个良师益友，您将来在社交场上会用得着的。您不时地参考一下是有好处的。”我怀着对赠我书的人的感激之情，把这本书保存了二十多年，但心里常常对这位夫人以为我有风流才气感到好笑。读了这本书，我就想同书的作者交上朋友。我的习性给了我很好的启迪：该作者是我在文人中唯一的真心朋友。
自这时起，我便敢于相信，贝赞瓦尔男爵夫人和布罗格利侯爵夫人既然对我感兴趣，就不会让我长久地穷困潦倒。我并没看错。现在来谈谈我初登迪潘夫人家门槛的情况，这对我产生了更加久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迪潘夫人是萨米埃尔·贝尔纳和方丹夫人的女儿。她们是三姐妹，人称美惠三女神。拉图什夫人同金斯顿公爵逃到英国去了；阿尔蒂夫人是孔蒂亲王的情妇，而且更是他的朋友，唯一的、真诚的朋友，是一位性格温柔可爱、心地善良，而且思想开朗，不知忧愁的了不起的女子；迪潘夫人是三姐妹中最美貌的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未受人指责有不轨行为的女子。她是迪潘先生因好客而到手的，她母亲为了感激他在他省内热情款待了她而把女儿许配给他，并且还给了他一个包税吏的职位和一笔巨额财产。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仍旧是巴黎最美貌的女人之一。她接待我时正在梳妆。她赤裸着玉腕，披散着秀发，晨衣不整。我从未受过如此接待，可怜的脑袋晕晕乎乎的，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总之，我是恋上迪潘夫人了。
我的惶恐好像并未在她面前造成坏的印象，她根本就没有看出来。她对我的书和我这个人都挺热情，以一个行家的身份跟我谈论我的方案，一边唱，一边弹着羽管键琴伴奏，还留我吃了午饭，让我坐在她的身边。我简直是受宠若惊，快要疯了，也真的是疯了。她允许我去看她，我便趁机老往她家跑，差不多每天都去，每周还在那儿吃上两三次饭。我有满腹的话语要向她倾诉，可总也没那个胆子。有好多种原因加重了我天生的胆怯。登上富家门槛就是通往幸运之路，就我当时的处境，我不愿贸然行事，反把这条路给堵死了。迪潘夫人尽管非常可爱，但严肃而冷漠，我看不出她的举止之中有什么挑逗之意，所以不敢造次。她家门庭当时非常荣耀，在巴黎无出其右。她家门客如云，要是稍许少点儿，可说是集各类之精华了。她喜欢见到各种风光人物：权贵、文人、美妇等。人们在她的家里见到的尽是公爵、大使、名流。罗昂公主、福卡尔基埃伯爵夫人、米尔普瓦夫人、布里诺尔夫人、赫维夫人，都可说是她的朋友。丰特奈尔先生、圣皮埃尔神甫、萨利埃神甫、富尔蒙先生、贝尼先生、布封先生、伏尔泰先生都是她的圈中人和食客。如果说她的矜持举止吸引不了多少年轻人，那么她的宾客都是些有身份地位的人，更加令人肃然起敬，而在这种人中间，可怜的让-雅克就没什么可资炫耀的了。所以，我不敢说话，但又憋不住，只好斗胆地给她写信了。她把我的信压了两天，没有跟我提起。第三天，她把信还给了我，当面告诫了我几句，口气冷冰冰的，让人不寒而栗。我想说几句，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那一见钟情的激情同希望一起熄灭了，在礼貌地表白了一番之后，我同以往一样继续去拜访她，再也没有向她倾诉过什么，连眼睛也不露情了。
我以为我的蠢事被遗忘了，其实我想错了。弗朗格耶先生是迪潘夫人的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他几乎同迪潘夫人以及同我年岁相仿。他挺聪明，长得也好，可能有非分之想。据说，他对其继母有点意思的，也许就因为她替他找了一个很丑、很温顺的妻子，她同他们小两口相处得非常融洽。弗朗格耶先生爱才重才。他深谙音乐，所以音乐成了我俩之间的联系纽带。我常去看他，我很喜欢他。突然，他暗示我，迪潘夫人嫌我来得太频，请我别再去了。如果在还我信时，她有这种表示倒还说得过去，可都快十天了，无缘无故地就这么说，我觉得不合时宜。事情尤为奇怪的是，我并未因此受到弗朗格耶夫妇的冷淡。不过，我去得少了，要不是迪潘夫人又突发奇想，我可能根本就不再去了。迪潘夫人请我替她照管她儿子八九天，因为要换家庭教师，她儿子在此期间无人看管。我那几天可真够活受罪的，要没有服从迪潘夫人的那种喜悦，那简直让人受不了，因为那个可怜的舍农索从那时起便是个脾气暴戾的人，差一点辱没门庭，并因此而死在了波旁岛（）①。我在照看他的时候，只不过是阻止他伤害自己和损害别人，但这就够我操心劳神的了。即使迪潘夫人作为报偿以身相许，我也不会再看管他一个星期的了。
弗朗格耶先生跟我关系不错，我跟他一起学习：我俩一起开始去鲁埃尔先生那儿上化学课。为了离他近点，我搬出圣康坦旅馆，住到维尔德莱街的网球场旁边。维尔德莱街通向迪潘先生居住的普拉特利埃街。在那儿，我因麻痹大意而患了感冒，还转成了胸部炎症，差点儿送了命。我年轻时经常患这类炎症，如脑膜炎，特别是常患咽喉炎，我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这些病都让我看到离死不远了，使我对死神的面目都挺熟悉的了。在康复期间，我有时间考虑考虑我的处境，对自己的胆怯、软弱和麻木不仁感到痛悔。尽管我感到心中有一团火，可是我的麻木使我沉溺于无所用心之中，总是几近穷困潦倒，不能自拔。病倒的前一天，我还去看了当时正在上演的鲁瓦耶的一部歌剧，剧名我忘了。尽管我总以为别人有才，而我望尘莫及，可我仍不禁认为这部歌剧不行，缺乏热情，没有创意。我有时心里敢这么想：“我觉得我要写的话会比它好。”可是，一想到写一部歌剧以及艺术家们把歌剧说得神乎其神，我便不寒而栗，立即打了退堂鼓，并且因为不知天高地厚而羞愧难当。再说，去哪儿找人帮我写歌词并肯费劲乏力地照我的意思修改呢？这种作曲和写作歌剧的念头在我生病期间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而且，在我发烧迷糊之中，脑子里还编了些独唱曲、二重唱曲和合唱曲。我深信还写了两三支“即兴之作”，如果大师们能听到演奏的话，也许会大加赞赏的。啊！要是能把一个发烧病人的梦呓记录下来，人们将看到从他的谵妄之中有时会产生多么崇高伟大的作品呀！
这些音乐和歌剧的主题在我康复期间仍挂念在我的心里，但比先前要平静得多。由于一心一意地，甚至是情不自禁地在思考着，我便想把这些主题弄个一清二楚，而且想试试单枪匹马地写一部歌剧，包括词和曲。这并不完全是我初试锋芒了。我在尚贝里就写过一部悲歌剧，剧名为《伊菲斯与阿那克撒莱特》，因我有自知之明而扔进火里烧了。我在里昂又写了一部，名为《发现新世界》，在读给博尔德先生、马布利神甫、特吕布莱神甫以及其他一些人听了之后，我终于又付之一炬，尽管我已经写了序幕和第一幕的曲子，而且达维看了曲子之后还对我说，有些片段可与布奥农奇尼（）①相媲美。
这一次，动手之前，我花时间思考了我的提纲。我计划写一部英雄的芭蕾舞剧，写三个不同的主题，分成三幕，各自成篇，每个题材都配以不同性质的音乐。每一幕都以一个诗人的爱情为主题，所以取名为《风流诗神》。第一幕配以强劲的音乐，演的是塔索（）②；第二幕配上缠绵缱绻的音乐，演的是奥维德；第三幕名为《阿纳克雷翁》（）③，应洋溢着古希腊酒神赞歌的欢快。我先在第一幕上试作，投入巨大热情，第一次使我体味到作曲的欣喜滋味。一天晚上，我正要走进歌剧院，突然感到激情澎湃，思绪万千，我便把买票的钱放进口袋，跑回家中，把所有窗帘拉上，不让阳光进来，然后，躺到床上，沉醉在诗情乐兴之中，用了七八个小时，飞快地构思好第一幕最优美的部分。可以说，我对费拉尔公主的爱（因为我当时就是塔索）以及我面对她那不义的兄弟所表现出的高尚、傲岸的情感，使我那一夜美不胜言，即使我身在公主的怀抱之中也不会有这么美的。到了早上，我脑子里剩下的只是我构思的一小部分。这仅剩的一点点东西，虽然因我的倦慵和困顿而几乎被抹尽，但仍能看出所代表的片断的活力。
这一次，我因有其他事情缠身，没有把这件事一直搞下去。在我与迪潘家过从甚密的时候，我不时地仍去拜望的贝赞瓦尔夫人和布罗格利夫人没有忘记我。近卫队长蒙泰居伯爵刚被任命为驻威尼斯大使。这一职位是他通过巴尔雅克（）①弄到的，因为他拼命地讨好后者。他的兄弟蒙泰居骑士是王太子的侍从，认识贝赞瓦尔夫人、布罗格利夫人以及我有时也去拜望的法兰西学院院士阿拉利神甫。布罗格利夫人得知大使想找一名秘书，便推荐了我。我们开始交易。我要求薪俸定为五十金路易，因为当秘书要有行头，这点薪金是很少的了。可他只肯给一百皮斯托尔，还要我旅费自理。这条件太可笑了。我俩无法达成一致。弗朗格耶拼命挽留我，我才没拂袖而去。我留下没走，蒙泰居先生带着另一位秘书走了。这位秘书名叫福罗先生，是外事办公室派给他的。他俩刚到威尼斯便吵翻了。福罗发现自己是与一个疯子在共事，便把他给撂在那儿了。蒙泰居先生只有一个名叫比尼斯的年轻神甫，只能在秘书手下抄抄写写，胜任不了秘书工作，因此又来求我。他的骑士兄弟是个精明人，把我哄得团团转，暗示我秘书这个职位是有一些权益的，并许给我一千法郎的薪俸，外加二十金路易的旅费，因此，我便动身了。
到了里昂，我真想取道塞尼山，顺便去看看可怜的妈妈。可我却沿罗讷河而下，在土伦乘船过海了，因为一方面，战端已起（）②，并且也想节省一点，另一方面要去找米尔普瓦去取通行证，他当时任普罗旺斯驻军指挥，是人家让我去找他的。蒙泰居先生缺不了我，接二连三地写信催我赶快去，但一件意外的事使我耽搁了。
当时正值墨西哥瘟疫肆虐时期。英国舰队在那儿停泊，检查了我乘坐的斜桅小帆船，致使我们在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越海航行之后抵达热那亚时，被检疫隔离了二十一天。乘客们可以选择留在船上或是去港口检疫站，但我们被告知说，检疫站家徒四壁，还没来得及布置。大家便都选择留在船上。难耐的闷热、狭窄的空间、无法走动和虱蚤的叮咬，使我宁可豁出去住进港口检疫站。我被领到一幢三层的大楼房里，里面空空如也，既无窗、床、桌、椅，也无一只凳子可坐，一点干草可躺。有人把我的大衣、睡袋、两只箱子给我拿了来，随即把大门用大锁锁上，我便一人待在里面，随意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楼上楼下地乱窜，到处都空无一人，荡然无物。
这一切并没使我因选择了检疫站却没留在船上而感到后悔。我像个新鲁滨孙似的动手安排我二十一天的生活，就像我要在此过一辈子一样。我先是饶有兴趣地去捉船上带来的虱子。当我把浑身的新旧衣服换了个透彻，终于没一个虱子之后，便着手布置我为自己选定的房间。我用外衣和衬衫做成一个厚厚的床垫，把好几条毛巾缝在一起当床单，用睡衣当被子，把大衣卷起来当枕头。我把一只箱子放平当凳子，把另一只箱子立起当桌子。我把纸张和文具盒拿出来，把所带的十多本书码放好了。总之，我布置得非常之好，除了没有帘子和窗户而外，在这个空无一物的检疫站里，我几乎同在维尔德莱街网球场附近的家里一样舒适。有人非常郑重其事地为我送饭，两个枪上刺刀的掷弹兵护送着送饭来。楼梯是我的餐厅，楼梯口当我的桌子，梯级是我的坐凳，饭菜摆好之后，送饭人一边退下一边摇铃，告诉我可以入席了。两餐饭之间，当我不读不写，又不布置房间的时候，便去充作我的庭院的新教徒墓地散步，或者爬上朝向港口的顶塔，可以眺望船只进进出出。我就这样过了两周，要不是法国使节戎维尔（）①先生给我缩短了一周，我本会在那儿过满二十一天而一刻也不会感到厌烦的。他收到了我捎去的一封信才来的，信是蘸了醋，涂过香料，熏得半焦了的。余下的几天我是在他家度过的。实话实说，在他家比在检疫站舒服得多。他待我亲切有加。他的秘书杜邦是个好小伙子，带我去了热那亚城里和乡下的好几家人家，玩得挺开心。因此，我同他相交上了，而且通了很长时间的信。我穿过伦巴第，继续愉快地前行。我途经米兰、维罗纳、布雷西亚、帕多瓦，最后到了威尼斯。大使先生都等急了。
我面前放着一堆堆的公文，有宫廷发来的，也有其他大使馆发来的。尽管大使先生有密码本，可凡是用密码的函件他都看不懂。我从来就没在任何机关干过，一辈子也都从未见过密码，所以，一开始，我很担心会出洋相。可是，我随后便发现这再简单不过了，不到一周工夫，我便把全部密码函件都译了出来。其实，根本就没这个必要，因为威尼斯使馆始终挺清闲的，而且，也没人愿意把什么事交给蒙泰居这样一个人去办的。在我到来之前，他简直束手无策，既不会口授，自己又写不明白。我对他非常有用，他也感觉到了，所以对我很好。他之所以对我好还有一个原因。自从他的前任弗鲁莱先生因精神失常调离之后，名叫勒布隆的法国领事便主持馆务。蒙泰居先生到任之后，在让他熟悉情况之前，勒布隆先生仍继续代理着。蒙泰居先生虽然自己没有能力，却嫉妒他人代行其职，很讨厌那位领事，所以我一到，他便立刻免去了领事的使馆秘书的职责，让我来干了。职责同头衔是不能分割的，他便叫我顶上了秘书的头衔。我在他身边的那段时期，他从来就是只委派我以秘书的身份前去参议院会见其高级代表。其实，他宁愿要一个自己人，而不愿要一个领事或宫廷任命的办公室职员当秘书，这也是极其自然的。
这使得我的日子很好过，并且使他的那些意大利人随员，以及侍从和大部分馆员无法在使馆内与我争高下。我成功地利用所享有的权威维护了大使的治外法权，也就是说阻止了好几起对使馆区的侵犯，从而维护了使馆的豁免权，而他的威尼斯籍官员是绝对不会去干的。不过，我也从不允许匪徒躲进使馆里来，尽管这对我会是有利可图的，而且大使阁下也不会不屑于从中分肥。
大使阁下竟然大言不惭地要求分享人称馆办的秘书处的好处。当时正值战争时期，不免有许多护照要签发。每签一份护照，就得付给签发并副署的秘书一个西昆（）①。我的所有前任都无一例外地收取这一个西昆，不管领照人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我觉得这个规定不合理，所以，尽管我不是法国人，但还是为法国人免去了这一个西昆。但对其他国家的人，我是毫不客气地索要签发费。有一次，西班牙王后的宠臣的兄弟斯柯蒂侯爵派人来签了一份护照，可是却没有送那一个西昆来，我便让人去讨。对于我的大胆妄为，那个爱报复的意大利人耿耿于怀。人们得知我在签发护照费上的改革之后，自称法国人前来办理的人趋之若鹜，他们拿腔拿调地自称普罗旺斯人、庇卡底人或勃艮第人。我耳朵灵，不会受骗，而且我不信有哪个意大利人能少交这一个西昆的，但也绝不会有一个法国人会多付这一个西昆的。我傻乎乎地把我的改革告诉了蒙泰居先生，他原本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一听“西昆”二字，他立刻竖起了耳朵，对减免法国人的西昆他倒是没有向我提出异议，而对外国人交纳的钱却要我与他平分，说是要给我相应的好处。我的利益受到损害倒还罢了，可这种卑鄙行径却让我怒不可遏，我毫不容情地把他顶了回去。他仍旧坚持，我更火了。我气呼呼地对他说：“不行，先生。请阁下留下属于自己的，而把属于我的留给我，我永远不会让您一个苏的。”他见这条路不通，便另生一法，竟恬不知耻地跟我说，既然我从他的馆办得到收益，那理所当然办公费开支就该由我负担了。我不想在这一点上斤斤计较，因此，从此以后，墨水、纸张、火漆、蜡烛、丝绳，甚至我让人重刻的印章，都是我出的钱，他从未补还过我一文钱。尽管如此，我还是把签证收益分了一小部分给比尼斯神甫。他是个好小伙子，从未在这种事上打过主意。他对我很好，我待他也不薄，我俩一直相处得很好。
我着手工作时，没有觉得像原先所担心的那么犯难，因为我原以为自己没有经验，又是在一个不比我经验多的大使身边工作，况且，他还既无知又固执，我的良知和一点点知识本启迪我好好为他、为国王效劳的，可他好像故意同我对着干。他与马利侯爵处得很好，这是他所干的比较明智的事。马利侯爵是西班牙大使，是一个机灵精明之人，只要愿意，他可以牵着蒙泰居的鼻子走，但是，鉴于两国王室的利益，他通常总是给蒙泰居出出主意，如果蒙泰居在执行时不是总自以为是的话，这些主意本是挺好的。他俩要联手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敦促威尼斯人保持中立。威尼斯人口口声声说是要严守中立，却公开地向奥地利军队提供军火，甚至还提供兵员，谎称是逃兵。我相信，蒙泰居先生是想讨好威尼斯共和国，所以不顾我的劝告，硬要我在他的所有函件中声称，威尼斯共和国绝不会违反中立的。这个可怜虫执拗而愚蠢，总是让我写些荒唐话，做些荒唐事，既然他要这么干，我又不得不从，所以，有时我感到工作起来很受罪，几乎没法干。譬如，他非要我给国王和外交大臣的报告大部分用密码，尽管这两种报告都绝无保密的必要。我劝他说，王室的公文每周五到，而我们的则周六就要发出去，没有足够的时间译解和编译这么多密码，而且我还有许多信件要写，要赶着让信使带走。为此，他想了个绝招儿，让我每个星期四就把第二天才到的公文的复函拟好。他还觉得这一招儿实在是高，尽管我向他指出这不可能，行不通，但还是不得不照他的话办。我在他那儿的整个工作期间，总是先记录下他在一周内匆匆交代我的几句话以及我道听途说的几则平淡无奇的消息，然后，根据这点材料，在星期四上午必定把每周六要送发的公文稿交给他，顶多再按照每周五送来的公文匆忙地作点增删改动，即作为我们的复函发出去。他还有一个极有趣的怪癖，使他的函件可笑到难以想象的程度，那就是对待每则消息，他不是往外发，而是全都发回消息来源地。他向阿梅洛（）①先生报告宫廷消息，向莫尔巴（）②先生报告巴黎的情况，向阿弗兰古尔（）③先生报告瑞典的新闻，向拉舍塔尔第（）④报告圣彼得堡消息，而且，有时候，还向他们每人发回他们各自发来的消息，只是我在词句上稍稍加以改动了而已。对于我送给他签字的所有东西，他只是对送呈宫廷的文件浏览一遍，而对发送其他大使馆的公文则是看都不看就签上字了，所以这使我对后面这类公文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加以处理，至少可以把那些消息相互交错一下。但是，对于重要公文我想作合理的变通就不可能了。他有时心血来潮，突然别出心裁地加上几句，害得我急急忙忙地把整个文件加上他刚添的几句话重抄一遍，否则他就不肯签字。没遇这种情况时，那真是谢天谢地了。我曾经多次考虑到他的荣誉，想用密码加进点与他所说的不尽相同的东西，但是，一想到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这么胡来，便只好任其胡言乱语，自讨苦吃，心想反正已向他坦言直陈，冒着风险在他身边尽职尽责了。
我始终如一地正直、热情、勇敢地做着这一切，理应受到他的报偿，而不是像他最后那样对待我。上苍赋予我一个良好天性，一位最好的女人给了我良好的教育，我自己也努力学习受教，现在正是我可以把自己的这些优点表现一次的时候了，而且，我也确实表现了一下。我单枪匹马，没有朋友，没人指教，没有经验，又身在异乡，效忠异国，夹杂在一群骗子中间。他们为了自身利益，为了使我沆瀣一气，让我效仿他们，可我并没这么做，而是很好地效忠法国，尽管我并不欠法国什么，而且像应该的那样，竭尽所能，更好地为大使效劳。我身居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做到无可厚非，理应受到而且也真的受到共和国的敬佩，受到所有我们与之联系的大使的敬佩，受到所有定居威尼斯的法国人的爱戴。就连那位领事也不例外，我很是抱歉地顶替了他的工作，我知道那本该属于他的，而且这些工作给我带来的麻烦多于乐趣。
蒙泰居先生完完全全地信赖马利侯爵，可后者并不会事无巨细全都管的，所以蒙泰居先生对自己的职责疏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要是没有我的话，在威尼斯的法国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自己国家的大使在。当他们需要他的保护时，他一概把他们打发走了事，不愿听听他们的申诉，因此，他们也就灰心丧气了。从此，大使身边或餐桌上再也见不到一个法国人，其实他也从来不邀请他们。我经常主动地做一些他本该做的事情：我力所能及地帮助那些求他或求我的法国人。换到别的国家，我会做得更多一些，但在这里，由于自己的地位所限，我无法去见有地位的人，常常不得不求助于领事，而领事因为全家定居在这个国家，有点畏首畏尾，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过，有时候，见他优柔寡断，不敢说话，我便豁出去进行大胆交涉，而且好几次都成功了。记得有一桩事，现在想起来都让我好笑。没人会想得到，多亏了我，巴黎的戏迷们才得以看到卡罗利娜及其姐妹卡米耶的。可这确实是千真万确的。她俩的父亲维罗奈斯同他的女儿们已经同意大利剧团订好了合同。拿了两千法郎的旅费之后，他们并未动身，而是不急不忙地在威尼斯的圣吕克戏院演了起来。卡罗利娜尽管还是个孩子，却吸引了很多的人。热弗尔公爵作为国王侍从长官，给大使写信，让他找回他们父女。蒙泰居先生把信交给我时只交代了一句：“您看看这个。”我去找勒布隆先生，请他与圣吕克剧院的业主说说，让他辞退已受聘为国王演出的维罗奈斯。我记得，那个业主叫什么齐斯提尼安。勒布隆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办得很糟。齐斯提尼安闪烁其词，所以维罗奈斯没能要回。我十分生气。当时正值狂欢节。我穿上带风帽的化装长外衣，戴上假面具，让人划我去了齐斯提尼安的府第。凡是看见我的饰有大使徽号的威尼斯平底轻舟进来的人都大吃一惊。威尼斯还从没见过有这等事。我进到门内，让人通报 una Siora Maschera（）①求见。我一被领进去，便摘去假面具，说出了姓甚名谁。参议员顿时面色苍白，哑口无言。我用威尼斯话跟他说：“先生，我很遗憾，冒昧前来打扰阁下，但在您的圣吕克剧院有一个名叫维罗奈斯的人，已经受聘为法国国王效劳了，我们曾让您退还此人，可毫无结果，所以我现在是以国王陛下的名义前来要人的。”我短短的几句话产生了效果。我刚一走，那人便跑去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最高法院，但被训了一通。维罗奈斯当天便被解聘了。我让人告诉他，如果他一周之内不动身，我就派人把他抓起来。他乖乖地动身了。
另有一次，我独自一人，几乎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替一位商船船长解决了麻烦。那位船长名叫奥利维，马赛人，船名我忘记了。他的船员与为共和国服务的一些斯洛文尼亚人发生纠葛，动手打人，因此船只被扣，受到严厉处治，除船长一人而外，任何人不得上下船。船长求助大使，但被打发走了。他又去找领事，可领事说这不是商务活动，他无法干预。迫于无奈，他便跑来找我。我向蒙泰居先生表示，他应允许我就此事向参议院提交一份备忘录。我记不清他是否同意了，我是否提交备忘录了，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的交涉毫无结果，船始终被扣着，我便想了个主意，结果成功了。我把此事的前因后果夹在一份呈送莫尔巴先生的公文中，而且，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使得蒙泰居先生同意我这么做。我知道，我们的函件虽无太大必要去拆检，但在威尼斯是要被拆检的。这我是有根据的，因为我发现日报中的文章照抄我们的公文。我曾想让大使对这种恶劣行径提出抗议，但他不予理会。我的目的是，在公文里提及这次迫害事件时，利用他们拆检的好奇心，吓唬他们一下，迫使他们把扣住的船放了，因为真想为这事等候宫廷批复的话，船长早就破产了。不仅如此，我还跑到船前询问船员。我是拉着帕蒂泽尔神甫一道去的，他是领事馆主任秘书，是勉勉强强地去的，因为所有这帮可怜虫都害怕得罪参议院。由于有禁令，不能登船，我便待在我的威尼斯平底轻舟上作笔录，我扯起嗓门逐个询问每一个船员，诱导他们，使之回答得有利于案子的解决。我本想让帕蒂泽尔审问并亲自作笔录的，因为这事更应是他的业务范围，可他就是不肯，一句话也不说，很勉强地在笔录上我的名字下面签了字。这个行动虽有点冒失，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外交大臣的复函到达之前，商船早就放行了。船长想送我件礼物。我并未动心，而是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奥利维船长，你想想，一个连法国人现成的签证费都不要的人，会是靠出卖国王的保护挣钱的人吗？”他想至少要请我上船吃顿饭，我同意了，并领着西班牙大使馆的秘书一道去了。后者名叫卡利约，是个既聪明又很可爱的人，后来在西班牙驻巴黎使馆任秘书，随后又当了代办，我仿效我们的大使们，同他过从甚密。
在我毫无私心做我所能做的这一切好事的时候，如果我学会把所有这一切细枝末节安排得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以免受骗上当，宁肯自己吃亏而帮了别人的大忙该有多好啊！可是，在我当时所处的位置，哪怕一个细小的差错都会造成不良后果，我殚精竭虑，注意别在办事时出乱子。我在主要职责上，都是有条有理，一丝不苟的。除了因为实在赶得太急，在密码上出现过几个错处，招致阿梅洛的职员们埋怨过一次而外，不管是大使还是其他人，都从未指责过我在工作上有过任何疏忽，这对像我这样大大咧咧、愚蠢笨拙的人来说，实在是不可小觑的。可是，在我负责处理的私人的事上，我有时却是很健忘，且很不细心的，可我爱讲公道，总是不等别人埋怨，便主动地承担了责任。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与我离开威尼斯有关，而且回到巴黎仍旧如鲠在喉。
我们的厨师名叫鲁斯洛，他从巴黎带了一张二百法郎的旧欠条，是一个名叫查内托·纳尼的威尼斯贵族为付假发钱而开给他朋友中的一个假发制造者的。鲁斯洛把这张欠条拿给我，求我尽量想法收回点钱来。我知道，他也知道，威尼斯贵族的一贯伎俩就是，一回国，就要把在国外的欠债给赖掉。要是想逼他们还账的话，他们就一拖再拖，让倒霉的债主耗尽时间、金钱，直到灰心丧气，干脆不再追讨，或者通过协商捡回一星半点了事。我求勒布隆先生找查内托谈谈。查内托承认欠账的事，但不肯还钱。争来吵去，他终于答应还三个西昆。当勒布隆把欠条给他拿去时，他那三个西昆却没备好，还得等着。在等着还钱期间，我同大使发生龃龉，离开了使馆。我把使馆的文件整理得井然有序，但鲁斯洛的那张欠条却不见了。勒布隆先生硬说是还给我了。我很了解他的为人，不会怀疑他的。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这张欠条到底哪里去了。由于查内托承认欠了这笔债，我便求勒布隆先生设法收回那三个西昆，开一张收据，或者让查内托再重写一张欠条。查内托得知欠条丢失，就既不想还钱，也不想再写一张欠条。我只好自掏腰包，给了鲁斯洛三个西昆，以偿丢失之欠条。他不肯要，叫我回巴黎后同债主商量。于是，他把债主的地址给了我。假发制造者得知事情原委，便想要回欠条或者全部欠款。我气极了，真恨不得豁出命去也要把那张该死的欠条找回来！我在手头最拮据的时候，自己付了这二百法郎。就这样，欠条丢了，债主倒收回了他的全部欠款，而要是那张欠条真的不幸被找到了，那他很难得到查内托·纳尼阁下许诺的那十个埃居。
我自觉有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所以干起来便饶有兴趣。除了与我的朋友卡利约交往，同我马上就要谈到的品德高尚的阿尔蒂纳交往，除了去圣马克广场来点无伤大雅的娱乐、看看戏以及几乎总是一起去串串门而外，我唯一的乐趣就是自己的工作。尽管我的工作并不太繁难，特别是还有比尼斯神甫相帮，但由于联系面很广，又处于战争时期，所以我不免仍旧是挺忙的。我每天上午要干大半天，而信使来的时候，有时则需干到半夜。余下的时间，我便用来学习我开始干的业务，我真希望通过良好的开端，以后受到重用。的确，我的口碑甚好。首先是大使，他高度赞扬我的工作，从未抱怨过，他后来之所以发那么大火，完全是因为我见一再诉苦不起作用，自己终于要走。我们与之有公文往来的大使们和外交大臣，总是对他赞扬他秘书的才干，这本该使他颇为得意的，可却因为他心术不正，反而起了完全相反的效果。特别是在一个重要场合，他听到了对我的赞扬，使他永远不能原谅我了。这件事有必要说明一下。
他这人很不能约束自己，连星期六，几乎是所有文件都要发送的日子，他也不能等待工作完毕之后再出去。他老盯着我，催我把呈送国王和外交大臣的公文赶快弄好，他匆匆忙忙地签完字后，便不知去向了，而其他大部分信都还没有签字哩。这样一来，如果是一些消息的话，我就得把它们弄成通讯稿，但要是牵涉到王室事务，就必须有人签字，我就只好代签了。我们刚收到一份重要情报，是国王派驻维也纳的代办樊尚先生发来的，我也就照样代签了。当时，罗布哥维茨亲王正在向那不勒斯挺进，加热伯爵作了难忘的转移，这是本世纪最漂亮的战略行动，而欧洲对此却谈得甚少。那份情报说，有一个人——樊尚先生把他的相貌特征告诉了我们——从维也纳动身，要经过威尼斯，潜入阿布鲁齐，负责煽动民众，策应奥地利人。蒙泰居伯爵先生不在，再说他对什么都不关心，所以我便把情报转发洛皮塔尔侯爵（）①了。转发得非常及时，以至于也许多亏了我这个总挨训斥的可怜的让-雅克，波旁王朝才得以保住那不勒斯王国。
洛皮塔尔侯爵在理应感谢其同僚的同时，跟他谈到了他的秘书以及该秘书刚刚对共同事业所作的贡献。蒙泰居因渎职本该自责的，但听了对我的这番夸奖，认为在有意指责他，所以跟我谈起这事时气呼呼的。我以前遇到特殊情况，也曾对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卡斯特拉纳伯爵这么自行处理过，如同这次与洛皮塔尔侯爵一样，尽管事情没这么重要。由于没有别的邮班去君士坦丁堡，只有参议院不时地派遣信使给大使送信，所以信使出发前总要通知法国大使，以便他觉得必要时，可以顺便给他的同僚捎信。通知一般是一两天前送来，但人家不把蒙泰居先生放在眼里，所以只是在信使出发前一两小时才告诉他一声，走走形式而已。这就使得我有好几次在他不在的时候自行写信捎去，卡斯特拉纳先生回信时总要提到我，语多褒奖。驻热那亚的戎维尔先生也是这样，蒙泰居先生每每气上加气。
我承认，遇有表现自己的机会我是不放过的。但我也并不是不识时务地乱找机会。我觉得好好干活，希望因此而获得理所当然的回报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是那些有能力评判并犒赏我工作的人对我的赏识。我不会说正是由于我的尽职尽责，才使得大使对我耿耿于怀，但我完全可以说，直到我们分手的那一天，他对我的唯一指责就是这一点。
他的那个使馆，从来就没有搞得像模像样，里面尽是些流氓恶棍。法国人在里面受虐待，意大利人则春风得意。而且，即使在意大利人中，在使馆工作年头很久的好职员也全都被莫名其妙地赶走了，特别是他的首席随员，我想是叫庇阿蒂伯爵，或者类似这样的姓氏，此人在弗鲁莱伯爵手下就是首席随员了。蒙泰居先生的第二随员是他自己挑选的，原是曼托瓦的一名盗匪，名叫多米尼克·维塔利，大使竟让他独揽使馆总务。此人极尽溜须拍马、卑鄙克扣之能事，取得了蒙泰居的信任，成了他的宠信，使大使馆内所剩无几的正派人以及领导这些人的秘书深受其害。一个正派人的严正目光总是使骗子们惴惴不安的。就凭这一点，便足以使那家伙对我恨之入骨了，不过，他的恨里还有一个原因，使得这种恨变本加厉。必须把这个原因说出来，如果是我的不对，大家可以谴责我。
按照惯例，大使在威尼斯的五个剧院都有包厢。每天午饭时，他便指定当天要去的剧院，我随其后挑选，然后再由随员们挑选其他剧院的包厢。我出门时便拿好我选定的包厢的钥匙。有一天，维塔利不在，我便让侍候我的跟班到我告诉他的一个房子里去把我的钥匙拿来。维塔利非但不给，反而说钥匙他已经给了人了。我气极了，尤其是因为跟班回来当着众人的面向我汇报了事情的经过。晚上，维塔利想跟我解释几句，我没理他。我对他说：“先生，明天您再在这个时间，在我受到侮辱的那所房子里，当着昨天在场的人的面，来向我道歉，否则，后天，不管怎么样，我可告诉您，不是您就是我，卷起铺盖离开这里。”我口气坚决，把他镇住了。他按照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以只有他做得出来的卑躬屈膝，向我作了公开道歉。但他暗中在打主意，一面讨好奉承我，一面用意大利式的手段暗中使劲，以至于他虽然没能怂恿大使把我辞退，却迫使我不得不自动离去。
像这样的一个浑蛋肯定是不会了解我的，但他知道我身上有哪些地方是他可以利用的。他知道我对无意的冒犯是极其宽厚温和的，而对处心积虑的侮辱是绝不容情，毫不退让的，知道我在场面上是爱面子、重尊严的，既尊重别人又要求别人尊重自己。他正是从这儿下手，终于惹火了我。他把使馆弄得乱七八糟，把我曾经尽力维护的规章、上下级关系、整洁、秩序全给废了。一个没有女人的家，就得靠稍微严厉的规矩来保持与门第密不可分的那种端庄气氛。他很快就把我们使馆弄成了一个肮脏下流的场所、骗子流氓的巢穴。他怂恿大使阁下撵走了第二随员，给大使另找了一个同他一样的皮条客，是在燕尾十字开妓院的。这两个浑蛋沆瀣一气，既卑鄙下流又傲慢无礼。除了大使的房间——其实也不太整洁——使馆里没有一个角落能让一个正派人受得了的。
由于大使阁下不在使馆吃晚饭，随员们和我晚上便专开一桌，比尼斯神甫和年轻侍从们也同我们一块用餐。就是在最简陋低级的小饭馆里，餐桌也弄得干干净净，像像样样，桌布也不太脏，饭菜也更好一些的。可我们只有一支黑乎乎的小蜡烛、几只锡碟子、几把铁叉子。反正这些外人都看不见，倒也无所谓，但把我的平底轻舟也给取消了。在所有使馆的秘书中，只有我不得不租船，或者步行，而且，我只有在去参议院的时候，才可有大使的仆役跟随。此外，使馆里面发生的一切全城没有不知道的。大使手下的官员们全都吵吵开来，可罪魁祸首多米尼克叫得最凶，因为他很清楚，我对我们受到的这种不像话的对待比谁都更加敏感。使馆里只有我一人不在外面说三道四，但我向大使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既责怪其他人，也责备他本人，因为他为自己的卑鄙灵魂所驱使，每天都在找我的碴儿。为了与其他使馆的秘书们相比不相形见绌，不掉份儿，我就得自己多破费，可我薪俸微薄，省不出钱来，只好向他要钱，这时，他便跟我说他多么器重我，信任我，仿佛这样就能使我的腰包鼓起来，要什么有什么了似的。
那两个歹徒终于使他们的主人那原本就不太精明的脑袋晕乎起来了。他们说服他投机倒把，做旧货生意，结果赔个精光。他们用高出一倍的价钱在伯伦塔河畔租了一幢别墅，把多出的钱与屋主平分了。别墅的房间按照当地的习惯，都饰有镶嵌画，并有用很美的大理石建起的圆柱和方柱。蒙泰居先生不惜工本地把所有这些全都用杉木板遮护起来，唯一的理由就是，在巴黎，房间都是这么饰有木护壁的。也同样是出自类似的理由，在驻威尼斯的所有大使中，只有他一人不许年轻侍从佩剑，不许跟班执仗。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许始终出于同一种动机，总看我不顺眼，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忠贞不贰地为他服务。
对于他的不屑、粗暴、虐待，只要我认为那是他的脾气所致而非出于仇恨，我都忍气吞声了。但是，一旦我看出他是有意剥夺由于我的良好工作而应得的荣誉的时候，我是坚决不接受的。我第一次看出他的心术不正是在他宴请当时正在威尼斯的摩德纳公爵一家的那一次，他告诉我说，宴会上没有我的席位。我很不是滋味，但并没发火。我回答他说，我荣幸地每天都同大使一起用餐，如果摩德纳公爵驾到时，要求我不得同席的话，为了大使阁下的尊严以及我的职责，我也得予以反对的。他气哼哼地说：“怎么，我的秘书，大使馆的贵族侍从都不入席，你连贵族都不是，竟想与一位君侯同席？”我反驳他道：“是的，先生，阁下赐予我的这个职位使我变得高贵了，所以，只要我在职一天，我就比您那些贵族或自称贵族的随员高上一筹，他们不能去的地方我就能去。您也知道，您载誉归国的那一天，根据礼仪和传统习俗，我得穿着盛装跟随您的左右，并能荣幸地在圣马克宫的御宴上与您同席。所以，我不明白，一个人既然能够而且应该参加威尼斯总督和参议院的公宴，怎么就不能参加招待摩德纳公爵的私宴呢？”尽管我的理由无法驳斥，但大使就是不肯让步。不过，我们并没有机会再次争吵，因为摩德纳公爵根本就没来使馆赴宴。
自此之后，他老是找我的碴儿，故意气我，想方设法地剥夺属于我职权范围的小特权，转给他亲爱的维塔利。我敢肯定，要是他有胆量派维塔利替我去参议院的话，他是会这么做的。他通常是让比尼斯神甫在他的办公室里替他写私人信件的，现在他又让他来给莫尔巴先生写信报告奥利维船长的案件经过，只字未提唯一参与此案的我，甚至还把附在报告里的笔录副本也说是帕蒂泽尔写的，夺去了我的功劳，其实帕蒂泽尔一句话也没问过。他是想打击我，取悦他的那个宠信，而并不是想甩掉我。他知道，找一个人来接替我，没有当初找我接替福罗那么容易，福罗早把他的德行给传出去了。他非得找一个懂意大利文的秘书不可，因为得给参议院复函。而且，这个秘书还得写所有的公文，干所有的事，又不用他自己操心劳神。此外，这个秘书既要服务周到，又得对他的废物随员们低三下四。因此，他既想留住我，又想制服我，使我远离自己的祖国以及他的祖国，没钱回去。如果他做得客气些，他也许就得逞了，但维塔利却别有用心，想逼我滚蛋。他果然如愿以偿了。当我看到我吃力不讨好，大使对我的辛劳不思回报反而刁难，再留下去，在馆内只有生气，在馆外则遭不平，而且，他自己已经搞得臭名昭著了，我就是干好了也得不到好处，干坏了则更于己不利，所以我横了横心，向他告假，并给他留下时间重找一名秘书。他对此未置可否，仍旧照常行事。我见没有任何好转，而且他也并没在找任何人来接替，我便给他兄弟写信，详述我的缘由，请他说服大使阁下许我告假，并且说明，无论如何我是不可能继续待下去了。我等了很久，也没见回信来。我开始感到极不自在了，但大使终于接到他兄弟的一封信。这封信一定是写得词严语恶，因为大使尽管常常大发雷霆，可我还从未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他破口大骂了一通之后，不知再说什么是好，便指控我出卖了密码。我哈哈大笑，以嘲讽的口吻问他是否真以为在全威尼斯有哪一个傻瓜肯出一个埃居来买这密码。他一听，气得口吐白沫。他装作要喊人，说是要把我扔到窗外去。在这之前，我一直非常平静，但一听他这么威胁，我也气不打一处来，恼火极了。我奔向门口，拉出插销，把门从里面插好，步履沉稳地走回来对他说：“别这样，伯爵先生，您的仆人不会干预这事的，还是咱俩私下解决的好。”我的举动、我的神态立刻让他安静下来。他的表情中，惊讶、恐惧明显可见。我见他气消了，便稍稍说了几句，向他告辞，然后，没等他回答，我便把门重新打开，走了出去，昂首阔步地在他的仆人中间从候见厅走过。仆人们像往常一样站了起来，我觉得他们真可能会帮我打他，而不是帮他来对付我。我没有上楼回房间去，而是立即下楼，出了使馆，永不回头。
我径直去了勒布隆那儿，把经过情形向他叙述了一番。他并不太惊讶，因为他了解其人。他留我吃了午饭。这顿饭尽管是临时准备的，但很不简单。在威尼斯的所有有头有脸的法国人全都来了，但大使的人一个也没有。领事把我的事跟大家说了。大家一听，众口一词地指责大使阁下。大使没有跟我结账，一个子儿也没给我，使我只剩下身上装着的几个金路易，没法回家了。大家纷纷解囊相助。我从勒布隆先生手里拿了二十来个西昆，从圣西尔先生手中也拿了同样数目。除了勒布隆先生外，我同圣西尔先生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了。其他人的好意我一概谢绝了。等待动身期间，我住到领事馆秘书家里去了，以便向公众证明，法国并不知晓它的大使的种种不公正的行径。大使见我落难之时反而受到欢迎，而他一个大使反倒受人冷落，不禁勃然大怒，完全失去了头脑，行为举止简直就像个疯子。他竟至不顾体统，向参议院送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把我抓起来。比尼斯神甫把这事告诉了我，我便决定再待上半个月，而不像原先打算的那样，第三天就启程。大家得知我的决定，深表赞同。我受到普遍的敬佩。参议院甚至不屑于答复大使莫名其妙的备忘录，通过领事告诉我说，我可以想在威尼斯待多久就待多久，用不着担心一个疯子的行径。我继续拜访朋友：我去向西班牙大使辞行，受到很好的接待；我又去向那不勒斯大使辞行，他不在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了我一封最为殷勤客气的信。最后，我动身了，尽管手头拮据，但除了我刚才所说的借债和欠一个商人五十来个埃居而外，再没有留下任何债务。那个商人名叫莫朗迪，后来卡利约替我还了，可我却没有再还卡利约，尽管我俩此后常常晤面。至于前面所说的两笔借债，我后来手头一宽裕便立即如数奉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