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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哥，我不会教书，你饶了我好吗？”
“我不是来喊你回去上课的。”
“那你来干吗？”
“要不你以后兼职当同学们的体育老师吧。我们这里从来都没有过体育老师，我看你这方面还不错。”
梁成这建议还靠谱。但刚经历失败的我，明显没这个兴致。
“这个还真不行，你知道我还得上班。”
我随便敷衍了一句，就准备离开，却被查亚挡住了。
“怎么，输了不服气。你就这点气量，还男人！”
查亚毫不客气地朝我一顿鄙视。我本来心里就不顺，这下火更大了。
“怎么的吧，我就喜欢。拜拜！”
我将衣服耷拉在肩上，然后转身就走了。只听见后面查亚不停地在重复道：
“小警察，臭警察……”
“有事找民警！”
标语贴出去有一阵日子了，可派出所还是门可罗雀。卡当这个地方，村民还不习惯找警察讨公道，他们更喜欢找村长、长者，或者找活佛仲裁。没办法，为了树立派出所的权威，所长最终采纳了我的意见，到处贴标语，可效果好像不是很好。
有时候，我真羡慕彭杰，他那里还有出枪的机会。而我，要是再这样继续下去，我都快忘了我还是一名神枪手。
秋日的卡当一如既往的闲散。我望着窗外的白云，哼起了歌曲。
“西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到来了……”
没事情干的时候，我喜欢唱革命歌曲，其实也说不上很喜欢，只是尼玛喜欢听。每次我一开口，他就屁颠屁颠地坐到我身边，撑着脸颊一动不动地看着我，顿时就让我感觉到了我存在的价值，所以我乐此不疲。按他的说法是红色歌曲很有味道，我倒没感觉到。
今天尼玛不在，但养成习惯的我，还是在办公室哼上了一曲，但才开始，就被门外的吵闹声盖下去了。我正纳闷，两个女人就走了进来。这两个女人我知道，是卡沙村的乃琼和达娃。让人惊奇的是，她们后面还牵着一头牛，白色的牛。
我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发现自己没有做梦啊。可两个女人搞什么，把牛牵进派出所干吗？就算是要卖，也得先打个招呼啊！不会是标语起作用了吧！
“警察同志……”
乃琼先开口了，可能她正处在气头上，说起话来就像机关枪。我的藏语本来就不是很好，这下完全处在云里雾中，后面的话硬是没听懂。偏偏达娃也不消停，声音更大，语速更快，我是一个字都没听清楚。
乃琼和达娃年纪相仿，都在三十岁左右。这个年纪的女人火气最大，两人你来我往，猛喷口水，刚才还寂寥的办公室这下热闹了。我赶紧堵在两人中间，将两人分开，示意她们冷静，再冷静。
在我的百般阻拦下，激动的两人终于平静了下来。我给两人递上了椅子，给每人倒了一杯茶，然后侧身对着乃琼说道：
“阿佳，你看能不能把牛牵出办公室，它在这里不合适。”
“不行，这是证据！”
乃琼不容置疑地拒绝了我。无奈，我瞟了白牛一眼，然后回过头对着两个女人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看，哪个先说说？”
“我说。”
“我说。”
“我说，就我说。”
“先别急，阿佳，你先说。”
眼看又要吵了起来，我赶忙打断了她们，示意乃琼先说。
乃琼清了清嗓子，开始了自我陈述。但由于语言组织能力不好，再加上达娃时不时地插上两句，以至于她说了将近半小时，我才听出眉目。后来又经过达娃的补充、强调，我才搞清楚情况。事情说简单也简单，达娃家的牛吃了乃琼家的草，乃琼要找达娃评理，达娃死活不认，两人就吵了起来。最后僵持不下，就想到了派出所。
“有事找警察”，她们还真听话。但我却高兴不起来，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来一件案子，却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这大大打击了我的雄心壮志。我多么希望来一件刺激的案子，比如案中案，或者是连环案之类的。但现实是，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头牛。牛吃草，天经地义，这事我管得过来吗？可无奈的是，我还必须管。要不然，“有事找警察”这块招牌就被我砸了，以后更没人上我们这来了。
我站起身，来到白牛的前面。它的个头很大，整个身躯几乎占了办公室的四分之一，它懒洋洋地抬起头，看了看我，那眼神，更多的是漠然，显然它对我并不感兴趣。
“大牛，张嘴，张嘴。”
我想活体取证，但白牛一点也不配合，就是不张嘴。这把我急的，我恨不得过去一掌刮晕它，但碍于它的块头，我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
“大牛，配合一点，张嘴。”
我叉着手，在白牛身边晃了一圈，紧接着第二圈……五圈过后，大牛低下了头。它已经懒得看我了，我同它的沟通宣告失败。我从小都缺乏与动物沟通的天赋，所以，小时候没少被狗咬。“你是不是想看它的牙齿？”
“嗯。”
达娃仿佛是明白了我的用意，站了起来。她走到白牛边，手搭在白牛的背上，嘀嘀咕咕说了句话。白牛就把嘴张开了，而且张得很大。我愣了愣神，不得不甘拜下风。看来动物是能听懂人话的，但关键是你得是它的主人。
我走近白牛，瞅了瞅白牛的嘴，发现牙齿上面的确有绿渍，应该就是牛吃草留下的。
证明了牛吃过草，但接下来就把我难倒了。法律上讲人证和物证，现在人证没有，当事人不算，物证也没有公正性，因为牙齿上的绿渍没有写明，是哪一家的草。也可能白牛吃的是自家的，也可能是别家的。它不能证明吃的草就是乃琼家的。
接下来，我分别对两人进行盘问，但两人均表示自己说的是事实。事情无法调节。
我在办公室左走走，右走走，走了不下十圈，脑细胞恐怕死了几亿个。我以为当警察是件很简单的事，现在才发现，一件鸡毛蒜皮的事，都能把脑袋搞大。我真为我的未来担忧，就这水平，以后还能破大案、要案？
乃琼和达娃在屋里僵持了一会儿，见我没什么表示，立起身就准备走，她们肯定又会去找活佛评理，我赶紧拦住了她们。
“你干吗，你给不了说法，我们还在你这里耽搁什么时间，我们还要回家看牛呢。待会儿牛跑了，你负责吗？”
“就是，别拦着我们！”
达娃也附和道。显然两人对于走，是一点也不含糊。
眼看两人快要走出门，我猛拍了脑袋几下。忽然，一个念头跑进了我脑海里，有了！
我耐心地将两人劝回到椅子上，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了两张白纸，将两人陈述的事实分别写在上面，然后将两张字条握在手里，一本正经地对着两人说道：“这是你两人的原话。现在我祈祷佛祖，说假话的那张字条就会出现一个‘X’。到时候，我们就知道谁说假话了。”
我说完，就把字条放在桌子上，然后口里念着一些从尼玛那里听到的经文，具体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十几秒后，我松开了右手，右手的字条上写的是乃琼的原话。将字条摊开，上面赫然出现了一个“X”。乃琼看到眼前的事实，嘴巴张得很大，愣了一会儿，然后跪在地上大声说道：“佛祖，我错了。我撒谎，我错了，请你原谅我的过错。”
事实很快搞清楚了。乃琼本来就和达娃有矛盾，这次冤枉达娃家的牛偷吃草，本来就只是为了出一口气，哪知达娃就是不服。两人才拉拉扯扯地来到了派出所。
看着白牛一扭一晃地走出了派出所，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沮丧？我把这不是案子的案子破了，到底凭的是智慧还是骗术？乃琼和达娃对佛祖都是很虔诚的，她们可以说假话，但面对佛祖却不会说假话。我只是利用了这个心理，用了障眼法。其实两张字条都有“X”，我之所以拿出右手那一张，是因为我从两人的瞳孔里看出了端倪。一般来说，说谎人的瞳孔会变大，特别是内心不定的时候，瞳孔的变化最为明显，再加上其他一些习惯的紧张动作，例如揪衣服、绕手指，就很好判断了。当然，这些的前提是对方是一个不懂得掩饰自己的人。乃琼是就属于那种很少撒谎的人。我一边念经文，一边瞥她。她眼睛出卖她的同时，她的手指也在不停地揪着衣服。所以，我才断定是她说谎。
当然，靠“蒙骗”是不能维护一个社会的秩序的。法律讲究科学，讲究证据，但在卡当这个地方，传统的“神佛”观念更深入人心。他们更相信“天道”，这一方面是传统习俗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教育的落后。西藏和平解放前，处于下层的农奴，根本就不可能有机会接受教育，科学显然离他们很远。不过可喜的是，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现在西藏的教育提上了最高的高度，读书对于孩子们不再是一件难事。在卡当，只有学校修得最好，设施也最完备，这就是明证。
我的第一个案子就这样结束了，它的灵感来源于以前糊弄过我的电视剧。我以为以后类似这样的案子不会很多，但我错了。自从这件事过后，派出所的人就开始多了起来，哪家的羊不见了、马跑了，或者是狗生病了，都会跑到派出所来寻求解决。我是新手，这类芝麻小事当然由我负责。于是慢慢地，我就成了卡当最忙的闲人。我只能把自己当成调解员了。我真后悔自己的破主意，“有事找警察”，它应该写成“有案子找警察”。但现实就是现实，卡当这个地方一年难得见一件案子，民事纠纷就成了派出所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无论事情的大小，所长的原则就是“让群众满意”。
“让群众满意”，虽然只有简单的五个字，但对于我来说就等于东奔西跑。于是，广阔的草原上出现了一个不分昼夜的骑马人，草原也仿佛喧闹了起来，我的草原生活就此拉开了序幕。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
“嗯，不错，挺好听的。”
草原上正陶醉的我，一回头，发现了查亚。她骑着“小白龙”不知什么时候跟在了我的后面。黑子这个时候仿佛感觉到了什么，两只蹄子变慢了，头还时不时地向后看，真是不折不扣的“色狼”，我鄙视它。
“小警察，继续。我正听着呢。”
我瞪了查亚一眼，紧闭着双唇，没有理她。
“怎么？还怕羞？不会吧？”
“谁怕羞了？”
“那你怎么不唱了？”
“我，我……”
看到我的狼狈样，查亚笑了。
“这样吧，小警察。我们比比看，那前面是央松错，我们谁先到央松错，谁就算赢。赢了就可以让对方做一件事。你怎么要求我不管。我嘛，只要你唱半天的歌！”
“半天？”
“怎么，不敢？”
我掐指算了算，虽然我没有取胜的把握，但赌注对我却是有利的。因为我的条件由我自己开，这选择就多了，可发挥的空间大，我不由得开始臆想了……
天当被、地当床，风吹草地现……
我心里先美美了一番，然后将赌注接了下来。
“有什么不敢的，到时别反悔就行！”
“反悔？谁反悔谁小狗！”
“好，我喜欢！驾！”
“驾！”
两声清脆的鞭声，敲破了草原的宁静。
